简介：
　　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一部寻找失落青春的诗意纪录《塞纳河》曾使他获得1957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
　　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热情，也吸引了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上世纪30年代末，多位国外记录片导演来华摄制影片，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从抗战开始，在不同的年代，他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了不同的中国。
　　外国人来华拍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艾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片。此后，美国人、意大利人、苏联人、瑞典人都曾经把镜头对准过中国，但多是风光片及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纪录，直到战争的悄然到来。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一台十六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了，这个“飞翔的荷兰人”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我最崇拜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两个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片燃烧的土地，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举成名。 “纪录”拥有了出生入死的刚毅血性。从此，“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被奉为摄影师的职责。西班牙内战是西方前线，而中国战场则被称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从西方前线远涉到东方前线，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国拍摄的珍贵图像仿佛西班牙影像的回音。
　　1938年4月初，在抵达中国不久，二人便拍摄了“台儿庄战役”，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线拍摄，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敢为他们的生命承担风险，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
　　纪录这场战争的《四万万人民》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遭日军空袭后的劫难场面。
　　正如卡帕那句永远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如一个不参与杀戮的斗牛士般身着光彩耀目的斗牛士装束轰然倒下，而伊文思继续潜行在战火中。
　　伊文思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轻生，而是为激情所贯注，为信仰所战斗的勇气。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在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击中，甚至在70岁高龄，依然在战火中拍摄。这个“飞翔的荷兰人”被祖国放逐，却四次来中国，他称中国是收养他的“第二故乡”，他爱这里的人民。
　　红色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
　　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摄影机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
　　最初电影团只有6个人，有电影工作经验的仅有3个。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开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将完成的影片底片带到苏联，没想到正好苏德战争爆发，没能在苏联印出拷贝送回国内放映。进入40年代后，电影团拍摄了多部新闻短片，在根据地露天放映。

　　本片是來自波蘭的導演羅曼波蘭斯基的紀錄電影。本片以他的個人生活為聚焦所在，包括戰爭中的流亡經驗、妻兒的慘死和變成美國的通緝犯等戲劇性的人生大事件。

Apple TV+和BBC联合出品，以“911”事件发生后12小时的故事为主线，记录了布什政府在袭击当天的行动轨迹，并公布了一些从未被披露过的细节。

　　2005年1月，导演琳恩·露森远赴雪梨歌剧院为一场名为“Came So Far For Beauty”演唱会进行拍摄，为了向李欧纳致敬，Nick Cave及多位知名艺人共同参与了这场盛大的表演，并由知名音乐制作人Hal Willner担任总监。本片可说是首次对李欧纳这位音乐界的巨擘进行零距离接触、最赤裸的深入访谈，从李欧纳的诗作、小说等作品，甚至他的绘画创作及相片收藏等，透过难能可贵的访问和李欧纳亲身的自述，见识他独特的魅力所在。除了许多珍贵画面之外，亦收录了许多歌手如U2乐团主唱Bono、70年代末独立音乐领导者Nick Cave、Rufus Wainwright等众多知名艺人精采绝伦的演出画面，重量级的卡司肯定让人惊艳不断。

　　We only know the end of the story...and that's just the beginning.

　　Talented, energetic, and full of joy, Rita Moreno has been dazzling audiences for over 70 years. Whether showcased on television, film, or stage, her artistry transcends singing, dancing, and acting, as she continuously reinvents herself and pushes creative limits. Moreno is a pioneer and one of the most authentic performers of our time, and she has the EGOT status to prove it.

　　PBS前线节目考察了疫苗支持者和反对者双方对注射疫苗的看法。一方面，公共卫生团队全心全意地支持并推广疫苗。另一方面，孩子的父母与政客指责他们会引起自闭症等疾病。

　　2018 年，34岁的夏伦·沃兹和她的两个女儿在科罗拉多州弗雷德里克失踪了。随着令人心碎的细节浮出水面，她们的故事成为了全世界的头条新闻。导演珍妮·波普尔韦尔完全通过社交媒体上的帖子、执法记录、短信和从未公开的家庭视频等档案片段来讲述该故事，为观众还原一起警方调查案件和一段破碎 婚姻的真相。《美国谋杀故事：隔壁那家人》是第一部为受害者发声的电影。

On a cold November night in 1993, Wanda Lopez was stabbed to death while she worked at a Corpus Cristi Texas gas station. 21 year old Carlos DeLuna was arrested, and over the next six years, through his trial and subsequent imprisonment he protested his innocence, declaring that it was another Carlos who committed the crime. The prosecution insisted that this other Carlos was a “phantom’ and didn’t exist.                                    
                               Through illuminating interviews with witnesses, Carlos’ family members, and legal experts the film asks,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1993, if the judicial system executed an innocent man, examining key evidence that calls into question whether or not Carlos DeLuna was right about the other Carlos. Was he a phantom after all, or was he a brutal killer, and did a poor Hispanic young man have any chance within a justice system and a society that by it's actions seemed to regard him as disposable? —Deborah Rudolph

　　68岁女导演劳瑞·安德森以对一只狗的情怀，引申出人生中的许多其他故事，911后时代的恐惧心理，美国政府的全民监听，淹死的弟弟，与母亲的心结，怀念丈夫，生与死......意识流画面，片段式影像，文艺范儿的思绪，灵动的音乐，一部极具个人隐私的抒发。

　　亚历克斯•霍诺德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徒手攀岩大师，或许有之一，或许没之一。总之喜好无保护徒手攀岩的我想应该都是大师，因为在这项世界上可能是最危险的极限运动中，任何技艺不精的人都活不到成为大师的那一天。
　　
　　从名称你就能知道，他们攀岩的时候是徒手无保护的（当然允许用镁粉了），攀岩过程中有任何闪失就只有一个后果：从高空直接自由落体。
　　
　　《孤身绝壁》这部24分钟的纪录片就是拍摄亚历克斯•霍诺德无保护攀登犹他州锡安国家公园“月光拱壁”（370米）以及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半穹顶“西北壁常规线路” 的过程。这都是首次有人无保护徒手攀岩登顶成功。
　　
　　这两处攀岩路线按照约塞米提难度系统（Yosemite Decimal System）（简称Y.D.S.）的分级，分别是(V, 5.12+, 9段)和 (VI, 5.12a, 23段)，也就是说必须要借助器械才能进行攀登，绳子和保护是必须的。而亚历克斯•霍诺德就凭借一袋镁粉完成了攀登过程，其中高达370米的“月光拱壁”中，有一段长达215米的绝壁，只有一条宽约2.5厘米的垂直岩缝，霍诺德完全凭借手指固定身体攀过这一段绝壁。
　　
　　而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半穹顶“西北壁常规线路”则高达600米，即使现代攀岩者用绳索保护和借助器械，一般都需要一天时间才能完成攀登（历史上首攀成功是在1957年，凭借器械和绳索也花了5天时间）。霍诺德继续凭借一袋镁粉完成了登顶，耗时6小时。
　　
　　《孤身绝壁》（Alone on the Wall）是班夫山地文化电影节中国巡展影片的一部

　　《Free To Play》是一部纪录长片。影片跟随三位不同国家的职业电竞选手，讲述他们在首届Dota 2国际邀请赛中为一百万美元的奖金奋力拼搏的故事。近几年来，电子竞技开始大幅流行，已经跻身于当今人口基数众多的竞技运动行列中。百万奖金的赛事改变了整个电竞圈的格局，而对于正值巅峰时期的顶尖选手来说，这样的机会也是千载难逢。经过Valve的精心打造，影片完整地记录了选手们在顶尖对决的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和做出的牺牲。

　　身价净值超过600亿美元，沃伦•巴菲特是真正的独一无二的亿万富翁。这位传奇般的投资者仍旧住在他位于奥马哈的小房子里。今年86岁的他，每天都开车去到办公室管理世界第五大上市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但比起他低调的生活方式，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道德情操。他庄重和正直的人格魅力让他累积了巨额财富，并在一次史上最大型的慈善活动中，捐出了所有财产。《成为沃伦•巴菲特》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来自内布拉斯加洲的小男孩成为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男人之一的成长史，以及引导他的幕后贵人。影片为独家拍摄，包含沃伦•巴菲特从未曝光过的家庭影像，沃伦•巴菲特将带领大家思考，当金钱不再有意义时，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A documentary that takes an exclusive look at Srpski film (2010) with never before seen footage of the film and the worldwide reactions of one of the most talked about, controversial films of the last decade.

　　本片是2013年逝世的、美国影评界传奇罗杰·伊伯特的遗作。片子主要谈论了上世纪60年代罗杰·伊伯特与电影制作人好友罗斯·梅尔一起合作《飞越美人谷》时期的个人历史。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影片真实呈现了伊伯特本人：他对电影事业的激情、对生活的热爱以及与疾病的悲壮抗争。

　　影片通过国际空间站宇航员的视角近距离呈现摄人心魄的地球美景，同时带您一同探寻这个美丽星球的未来模样。在这段激动人心的环球之旅中，您将看到日益美丽的湛蓝地球，伴着游若细丝的浮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这部花费6年时间制作而成的纪录片，聚焦了动画业巨头皮克斯的发展史。片中主要采取的是面对面采访的形式，还穿插了皮克斯创作的一些顽皮形象的短片，其中更包括拉塞特获得学生奥斯卡奖的短片作品。众多被访问者——从汤姆·汉克斯、蒂姆·艾伦、比利·克里斯托到乔治·卢卡斯以及众位皮克斯的动画制作人——都尽可能详尽地解释了每部影片要达到特定艺术效果所需的技术条件。

　　影片讲述了Firedman一家是如何因为一桩突如其来的案件而被毁掉的真实故事。在那个表面平静、实际上充满了虚伪、戒备和歇斯底里的典型美国小镇里，一个有恋童癖但似乎并没有胆量为非作歹的中年人、木讷的计算机教师Arnold Friedman被人视为奸淫无数男孩的恶魔投入监狱，最后服药自杀；小儿子也因为同样罪名被判14年。这桩案件的内情至今是个迷。

　　A Two part documentary sharing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Black holes.

　　讲述一只初为熊母的北极熊带孩子的故事，在这个挑战日益艰难的世界中，年幼时的记忆帮助如今的它做好当母亲的准备，每一天都是新的冒险。

　　见证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多样性集合，以高清晰影片展现世界七大奇景，带您旅游地球上七个最壮观的地理位置，包括亚马逊河流域、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伊瓜苏瀑布、纳米布沙漠、奥卡万戈(奥克泛古)三角洲、马达加斯加和中国与印度之间的青藏高原。

　　故事的主题是关于“死刑”：他采访了死刑服刑人员、警察、受害者的家人，影片冷酷而阴郁，它逼我们面对这一道德模糊的领域。而从影片的片名，我们也不难看出赫尔佐格借此“凝望人类灵魂深渊”的目的，这应该让电影与传统的探讨死刑的纪录片有所不同。
　　幕后制作
　　68岁的德国导演赫尔佐格在美国采访了多名等待行刑的死刑犯人，拍摄成纪录片《凝望深渊》。赫尔佐格说：“人不应该被你的国家处死，这件事一点争论的余地都不存在……我认为惟一的例外是战争状态。”
　　“美国有34个州仍存在死刑判决，其中16个州目前仍可执行死刑。执行方式是致命药物注射，仅犹他州仍有枪决。作为客居美国的德国人，我有不同的历史背景，我尊重但不赞同美国的死刑。”
　　维纳·赫尔佐格的四章节纪录片《深渊》，每一章的开头都重复这句画外解说。画面内，镜头扫过空无一人的刑前羁押室铁栅栏，扫过墙边长桌上的烛台和圣经，再经过一小段走廊进入行刑室，让观众看那张空荡荡的注射床。
　　接受过赫尔佐格第一次采访后六个星期，死囚詹姆斯·巴恩斯写信给赫尔佐格，暗示他将再供出自己犯下的两件命案。他后来确实招供。“他们的罪行是凶恶的怪兽，但他们并不是怪物，就是人。”赫尔佐格这样形容自己拍摄《死囚》的态度。
　　2010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几处死囚监狱，这位时年68岁的德国导演采访了多名等待行刑的死刑犯人。其中名叫迈克尔·佩里的死囚，在接受他的采访拍摄8天后被执行死刑。他们基本都经历了持续数年甚至更久的上诉、补充证据、复核之类程序，甚至有的多次被下达了执行令，又都撤回。除了佩里，其他受访者直到影片首映时仍活着。
　　以佩里为主要人物的纪录长片《深渊里》，2010年9月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首映，11月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展映。另外的5名囚犯分别成为4部纪录短片的主角，2011年2月14日在柏林电影节的特别放映单元首映。
　　赫尔佐格在十六七岁时就梦想着拍一部电影，讲德国一座戒备最森严的监狱的故事，那时候他看了一些新闻报道，“我只能说我得下跪感谢上帝那时候没让我拍成，因为那想法太蠢太幼稚。”他在《死囚》映后的现场交流中说。
　　拍监狱的梦想一直存在，几年前他突然对拍摄死囚萌生了强烈兴趣，最令他入迷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怎么死。他们知道。”
　　“你只有50分钟”
　　佛罗里达州的死囚监狱里有大约400名囚犯，詹姆斯·巴恩斯是其中一员。1998年，巴恩斯因杀妻被判无期徒刑，判决下达7年后，因为在服刑期间皈依伊斯兰教，在这年的圣月“拉马丹”，他又供出自己1988年犯下的一桩命案，于是改判死刑。
　　那桩命案在佛州被称为“烧床案”，一度相当知名。巴恩斯在佛州墨尔本市潜入一名女子家中，藏身衣柜偷窥，然后强奸、杀人，而后为毁尸纵火烧了卧室。
　　监狱餐厅，光头、穿橙色囚服、戴重镣的巴恩斯坐在摄影机前。赫尔佐格的采访开门见山：“我理解你希望博得同情以获得改判，但（我的拍摄）并不意味着我必须喜欢你。我好奇的问题是，你在里边能看到天或者树或者小鸟什么的吗？”
　　“我总在囚室里，与走廊隔着两道栅栏，3米开外有扇窗，但最多看到对面楼里的犯人。往旁边看，5米外的尽头有扇窗，能看到一些绿草，看不见树，七八百米之外可能才有树。”
　　“能听见鸟叫么？”
　　“听不见。我喜欢听雨打在房顶上的声音。”
　　“你还记得最近一次雨点落在身上是什么时候？”赫尔佐格的提问这时更像一个记者。“应该是2002年了。是在一个敞顶的地方。”
　　但赫尔佐格说自己并不像记者那样干活：“我不准备任何问题。深入观察他人的内心是非常有意思的。难处是你只有50分钟。狱方规定的面访时间是1小时，10分钟用来安装机器、打光，50分钟用来谈话。你必须立刻找到恰当的语气、融洽的状态，如果做不到就失败了。有个学电影的学生问我从哪儿学来的，电影学院不教这个……你必须会，必须找到办法了解别人的内心。”
　　赫尔佐格首先要给狱中的囚犯写信提出采访拍摄要求，得到他们的书面邀请之后，才能联系狱方，狱方要批准。“联系德州是因为他们对媒体比较友善，会允许你拍摄采访。佛罗里达也对媒体不错，两个州都执行死刑。在押死囚人数最多的实际是加州，他们可以判但不执行死刑，于是牢里的死囚越来越多，目前有600个左右了。”
　　同时也必须联系犯人的辩护律师。赫尔佐格通过阅读案卷选择拍摄对象，希望尽可能呈现不同个性的人，但一些他很感兴趣的囚犯拒绝了拍摄。“有个人愿意跟我聊，但最后一分钟他的辩护律师给我电邮说：不要聊了，我们正在上诉，而我的辩护对象特别容易说蠢话。”赫尔佐格立刻答应放弃拍摄，但要求留着这个机会，等合适的时机。
　　约到人已经不容易，采访还随时有失败的可能。采访迈克尔·佩里时，聊到120秒，佩里突然沉默不语。赫尔佐格的心都提了起来：“这是个冒险的活，因为真的可能两分钟就完蛋了。”还好事情并没有搞砸。
　　与囚犯的交谈他选择直来直去，“你要是在死囚的单人牢房里关上十多二十年，你从一英里外就能看出这个人是砣屎、那个人假惺惺。辩护律师总是假惺惺的乐观：我们还有机会；家人感情用事，拒绝接受儿女是杀人犯的现实。只要有个人跟他们有话直说，他们都会喜欢。”
　　都是聪明人
　　詹姆斯·巴恩斯几乎像是个剧情片里的角色，从他冷静专注的眼神里能看到他对言辞细节的斟酌。巴恩斯案件的检察官告诉赫尔佐格，与巴恩斯谈案子就像下象棋，他很擅长与控方进行猜灯谜式的对话：“我的律师会让我怎么处理？”“你觉得他会让你怎么处理？”“他会让我不说话吧，你觉得呢？”“怎么做由你自己定，要不要律师都是你自己的事。”
　　“他只是想搅浑水。事情很清楚，他衣柜里有个死人而当时就他一个人在，谁干的呢？所以他的策略就是希望在我的回答里抓到漏洞，给诉讼程序制造障碍。他无疑非常聪明，熟知法律体系和刑事审判。”检察官说。
　　1997年，因为吵架，巴恩斯掐死了妻子琳达，不知道怎样处理尸体，就放进衣柜，跑出去呆了几天。案发那天他自己在家，妻子的母亲、哥哥和嫂子来敲门，他说妻子要和他离婚，去律师那儿了。不到1小时，警察包围了房子。
　　“显然在单人牢房里你有大量的时间一遍遍思考自己的案子，很多人也在监狱图书馆阅读法律案卷。”赫尔佐格说，“比如巴恩斯，他能非常流畅地跟你举出各种判例，诸如Faretta 判决（注：1975年的该案例在美国法律中确立了被告人的自我辩护权）。”
　　赫尔佐格却在采访中偶尔调侃这个精明的囚犯。当巴恩斯提到自己从小爱吃烧烤的各种肉类，他问，“这跟你成为纵火犯有关系吗？”“不是吧？每个好厨子身边都有好多火……”巴恩斯说。
　　第二章的主角汉克·斯金纳被控杀了女友和她的两个智力迟滞的儿子，他始终声称自己没干。斯金纳天生喜感，镜头前兴致勃勃滔滔不绝，说着话自己就常常笑起来。赫尔佐格对他的兴趣在于他曾离死亡如此之近，而且他对死亡之路的细节记忆无比清晰。
　　2010年3月24日，四名狱警押着斯金纳前往行刑室。他所在的德州州立监狱科纳利监区未设行刑室，必须送到四十多英里外的另一监区。路上会经过一片湖，“我能闻到水的气味。”斯金纳告诉赫尔佐格。
　　囚车是封闭的，他能看到狱警和他们配备的枪+-+-+支，非常内行地在赫尔佐格的摄影机前报出每支枪的型号。他看不见外边，却知道跨湖的公路桥很长，因为过桥时车轮每一次“砰砰”，就意味着汽车压过了一道桥梁伸缩缝。“那桥有46个‘砰砰’。”
　　坐在离行刑室咫尺之遥的刑前羁押室，牧师已经来了。他能看到通往行刑室的走廊，看到注射床上固定手臂的支架，看到监刑的观察窗。斯金纳临死前胃口大好。赫尔佐格问他都吃了什么，他不停地说了足有40秒，连沙拉里的蔬菜和酱料都记得清清楚楚。
　　然而离法定时间35分钟的时候，最高法院打来电话取消了行刑。
　　第四章里从加勒比海岛移民美国的琳达·卡尔蒂想要孩子，自己因为年龄已经很难生，于是打起了即将分娩的邻居的主意。她唆使小混混劫持了生产刚三天的女邻抢来婴儿，却使女邻窒息而死。
　　卡尔蒂在强制戒毒机构工作过不长的时间，“那种工作要求你有相当的市井智慧，老于世故，她嘴上说说就能让三个街头混混相信被害人家里藏了900磅大麻，真是令人瞠目。”赫尔佐格问该案检察官，她怎么做得到，检察官回答：“（利用人的）贪婪。”“我特别喜欢片子里的那一刻。”赫尔佐格说。
　　“他们都特别擅长言辞。”当然死囚里也有智商特别低的，什么话题都说不好。一个牧师给赫尔佐格讲过这么个犯人，在刑前羁押室，牧师向他解释接下来的程序，进入行刑室，绑上注射床，然后如何如何，他竟然会问，完事之后我还干嘛？“所以你得挑人。”赫尔佐格说，“纪录片的选角其实很重要，要下很大功夫，很像要拍一部好的剧情片你必须选对演员。”
　　本身就是了不起的电影
　　几乎每个真实案例都让人觉得足以拍成精彩的剧情片。赫尔佐格也承认有这个可能，但自己还没认真计划过。“斯金纳的案子没什么，但人特别有意思；巴恩斯，绝对是极厉害的恐怖片，我相信他是女性的终极噩梦——裸体潜入她家，在衣柜里躲上4个小时，窥视她做家务、做饭、看电视剧、洗澡，然后现身，强奸、杀人，然后把她在床上烧掉。噩梦啊。”
　　第三章的两个主角，约瑟夫·加西亚和乔治·里瓦斯都是著名的“德州越狱七人帮”成员。2000年12月13日他们成功地逃出德州守备最森严的科纳利监区，6天后在抢劫一家枪械店时杀死一名警员，40天后除一人自杀，其余悉数落网并判死刑。
　　越狱前，这七人的共同点是几乎都背着漫长的刑期。加西亚因为跟人争女友杀人，被判50年徒刑；里瓦斯因多宗罪案被判了17个连续的无期徒刑，因为擅自把一辆维修工人的汽车开出两英里，又被加判了99年徒刑。
　　“他们拿走了我所有的希望，这种情况下人什么都干得出来，有的人疯掉，有的人自杀，有的像我这么干……”里瓦斯在镜头前说，嗓音低沉，表情沉稳，“这些人很愤怒，决定越狱。这情节很吸引我，因为司法的极低智力含量和军队般的刑罚，本身简直就是部了不起的电影。”赫尔佐格说。
　　从赫尔佐格最近的剧情片如《儿子，你都干了什么》和《坏中尉》来看，这些未来的剧情片值得期待。但他是个大忙人，很难说什么时候才会动手。他说自己2011年拍了6部电影，在一部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片子里演了个坏蛋，他经营着自己的电影学校，3月初在纽约惠特尼美术馆的惠特尼双年展，他还有件装置作品要展出。
　　“我一般写得快拍得快剪得快，这次是个例外。”赫尔佐格说，“拍的时候每个人你只有50分钟，只有坐回到剪辑房，才有时间慢慢看拍到的一切，那真是给力。我和剪辑师乔·比尼都是严格的8小时工作者，但剪这部片子的时候，我们每天工作5小时就不行了。而且我们都复吸了。”
　　人不应该被国家处死
　　第一次访问巴恩斯4个月后，赫尔佐格和他的拍摄组获准再见巴恩斯。在第二次采访的前一天，赫尔佐格找到了巴恩斯的父亲——巴恩斯有十多年没与家人联系过了。
　　赫尔佐格告诉巴恩斯，自己表明身份后他父亲立即拒绝了拍摄。再问巴恩斯的父亲有没有什么话想带给儿子，他想了又想，说：第一我爱他，第二我恨他犯的罪。
　　“多谢。好久跟他没联系了，很好。”巴恩斯红了眼眶。“几年前，我回想自己的经历，写下了这辈子我做过的最可耻的事、最骄傲的事，然后是这辈子让我最伤心的事和让我最高兴的事。我想，最糟糕的莫过于我知道他还活着，却对我万念俱灰。这让我在很多年里一直低落，现在我感觉好多了。我理解他看到我罪行的丑陋，任何人这么说我都理解。你可以在这儿哭着说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抱歉，但最重要的事情是一个人为自己的行为100%负责。
　　“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同情，我只是尊重人。”赫尔佐格反复强调，自己并不是人性化地表现囚犯，“他们的罪行是凶恶的，但他们并不是怪物。这是最根本的态度。我也不会把他们表现成无法无天的反国家反社会英雄，就是人。”
　　影片每一章的叙事角度都不一样，但在采访当中赫尔佐格几乎问到每个囚犯他的梦想是什么。巴恩斯回答说：“我大多时间都在幻想得到现在没有的东西，比如自由，大热天我可以跳进大海，在干净的水里潜下去再浮上来，就像重生或清洗。我是如此肮脏，洗不干净了，我只能梦想着会怎样洗去污秽。”
　　“如果你每天都在混凝土小单间里关23小时，只有一小时能在一个露天的笼子里呆着，你只能活在梦和幻想里。”赫尔佐格说，“他们的人性凝结在梦中，因此我总是迷恋这点。”
　　虽然在每章的开头赫尔佐格都在解说中重复声明自己“尊重但不支持死刑”，他说自己并非想拍一部直接的反死刑电影。“德国人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在纳粹时期我们有过太多的死刑，系统化地杀死了600万犹太人。我认识的同代德国人没有一个不反对死刑。但作为一个德国人你也没资格告诉美国人怎么搞刑事审判。”
　　影片拍摄到一个退役的行刑队长，在执行了125例死刑之后，他突然崩溃了。“事实上是由于一个女犯的行刑，在那次行刑的两天之后他突然不能控制地颤抖，止不住地哭。那是他一种挥之不去的强烈表达，无意识地反对着死刑。”在影片的每一个故事里，同样有反对死刑的态度悄悄弥漫。“很明显我认为，人不应该被你的国家处死，这件事一点争论的余地都不存在。一个国家，无论在什么形势什么时间，都不能以任何原因杀死任何人。”赫尔佐格说，“我认为惟一的例外是战争状态。

《社团》（STEP） 导演：阿曼达·利比茨（Amanda Lipitz） 入围2017年圣丹斯电影节纪录片单元